[散文]父爱的过去和现在

从我记事起到二十一岁，父亲一直是我心中最敬佩的人。

父亲坚强、乐观，在困难面前从不退缩、回避。他总是说，有了困难，想办法去克服，愁是一点儿用也没有的。贫穷本已压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若遇上疾病就更是雪上加霜了。在我家，母亲体弱多病，我和我的三个姐姐的成长也不顺利，大病小病不断。父亲没有埋怨，没有放弃，坦然接受了这些事实。每一个家庭成员生病，父亲都竭尽全力去治疗。我七岁那年，得了一场大病，父亲带着我走遍大小城市，尝遍土方偏方。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除去到路远的城市坐客车，为了省钱，每次出去看病，父亲都是骑着一辆自行车带着我，天不亮就出发，往往到人们都睡去才回到家。每天往返一百六十多里。在路上，他怕我睡着了，还不断给我讲故事，讲笑话。在那段时间里，听着父亲骑车的喘气声，闻着父亲劳累后的汗味，周而复始，几经奔波，终于捡回来一条命。

当我们终于摆脱了病难的折磨，身体好起来时，又陆续进入了初中、小学。花销越来越大，上初中的大姐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就提出了退学，从来没有对我们发过脾气的父亲狠狠地批评了大姐，坚决不答应。

在那七八年的时间里，父亲一边做着民办教师，挣着微薄的工资，一边在放学后走进田里，侍弄我们赖以糊口的庄稼。母亲又在病中，也帮不上什么忙。家里家外，只有父亲一个人操劳，他就是这样咬着牙供我们完成了各自的学业。

在我生命的记忆里，我把父亲描绘成一座大山，这座大山就是顶天立地的，就是博大宽厚的，就是漫山遍野葱葱郁郁的绿色希望。

1993年，多病的母亲再也经不起风霜的浸冻，像一片落叶无声地凋落了。从此月圆人不全。在办完母亲后事的第三天，我踏上了返校的列车，一天一夜水米未进。

从那时起，父亲每周一封信雷打不动地寄到学校，对我问寒问暖，更多的是安慰我。他告诉我，母亲已经不在了，我不能一蹶不振，应该笑对生活，顺利完成学业才能告慰九泉之下的母亲。两年时间积攒起来的那厚厚的一叠书信为我受伤的心灵增加了耐受力。

1994年，我一直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父亲续弦了。我尽管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但还是不能接受这个事实。这个家还是那个温暖的家吗？父亲还是我心中的那座山吗？我有工作了，我也能照顾他，为什么要给我们找个后娘？

1995年，我二十岁，师范毕业了，我决定不回本县工作，不去“打扰”父亲的“新生活”，于是留在了千里之外我工作的地方。

父亲还是一次次给我写信、打电话，让我照顾好自己，但我却不再回信，也不接电话，甚至父亲来了信拆也不拆就扔在一边。五年间我一次家也没有回过，我想用这种方式“惩罚”父亲，让他难过。

2001年，春节刚过，我突然生病，上吐下泻，浑身无力。身在异乡，卧病在床，孤独、无助，我给二姐打了个电话，想听听亲人的话来减轻一下痛苦。

冬天的风一如既往地刺痛着人们的肌肤，雪越下越大，路上的行人很少。

我起了床，一会儿进来一个人，穿着羊皮袄、戴着棉帽子，背着大包小包。进来后，直接摸着我的头，说：“儿子，大（爹）来看你了。”竟然是父亲！这是梦吗？他顾不上休息，打开一个包，拿出一枚铜钱，说：“你二姐跟我说了，我知道是你小时候的病又犯了，你小时候好闹这个病，每次都是你娘给你刮痧刮好的，快脱了衣服，我给你刮。”我哽咽了，泪水夺眶而出。脱下衣服，任父亲一下一下地刮。小时候母亲给我刮痧，我痛得连哭带闹，而今天父亲给我刮却一点儿也不感到痛，竟有些舒服。

正值春运，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父亲在火车上整整站了十个多小时。

晚上，父亲打开大包小包，拿出蚕豆、粉条、莜面，说，儿子，你几年没有回家了，想家里的吃的了吧，你躺下，我给你做。

睡觉前，父亲脱下衣服，拆开秋衣上缝着的口袋，拿出一沓钱来，说：“大知道你要买房，给你拿了五千块钱。”我无言，望着头发花白的父亲，哭也哭不出来，虽然这五千块钱对于买房来说只是杯水车薪，虽然父亲有点退休金，但家乡是国家级贫困县，发的少，还经常拖欠，为了攒这点钱，父亲的生活质量不知又下降了多少。

后来，二姐告诉我，父亲每天都要看我工作的这个地方的天气预报，一有变天，总是着急地说，你兄弟该添衣服了，不知道他添了没有。每次一听陈星唱的《流浪歌》，坚强的父亲总是泪流满面。

及至我成了家，琐碎的家务由两个人承担尚且忙得不可开交。现在我终于明白，父亲已上了年纪，每天下班，回到家里面对的是冷灶凉炕，缝缝补补、洗洗涮涮，对一个男人来说，毕竟多有不便。而我们姐弟又不在身旁，父亲一天天老了，找一个伴儿原本就是不愿让我们分心，过好自己的日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三十年了，让我把曾经对父亲的不满、怨恨从大脑里彻底清空，把曾经断裂过的对父亲的敬佩重新连接起来。这座大山原本就是博大宽厚的，原本就是青翠苍绿的。

父爱原来一直没有远离。